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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集内圣外王之学的大成

2016-06-30 飞雪兵哥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同时是中国文化的儿子。他不是天才,更不是神,他是一个有血有肉、凝聚激情和智慧、爱吃红烧肉和辣椒、熟读《红楼梦》和《离骚》、看到农民吃黑窝窝头时会掉眼泪的湖南人。他继承中国文化精蕴的创生力,结合西方马列先进的辩证法,汇成了但开一代风气的“毛泽东思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使破旧的中国从此进入现代化。
       二十世纪中,他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人“走完绝路再赶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最悲情的长征史诗,让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不只从中国苍茫大地上,更是在世界环宇和历史文明之中。他一生的理想与追求,无论功与过都影响了整个时代与整个时代中的人类。没有他领导的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中华民族的飞跃。站在岷山之巅,他以“莽昆仑,横空出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况,坐在飞机之中,更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叙怀。
       做为中国内圣外王之学的大成——毛泽东思想,实有其殊胜的历史启示:面临WTO对中国企业的冲击,我们应该如何深入学习和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是当今所有企业领导者应有的深层思考。
      应该是时候了——“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论
       三百年前,明末清初的大儒顾亭林,提倡“博学以文”、“行己有耻”的规范和作风,并亟呼“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俾以激扬当时浇薄无行的士风和人心。
       对于士大夫一族,特别要求除了具备社会文明(文)的涵养之外,同时还要有操守气节(耻)的砥砺。
       三百年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三种工作作风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
       顾亭林所谓的“士大夫”,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而毛泽东对所谓“新士大夫”的要求,又远远超过了顾亭林。
       请看:“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再看:“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再看:“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我们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教育每一个同志热受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要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
      这些充满智慧的、真挚的、深情的言论非常鲜明地把共产党人,也就是“士大夫”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任务,深植于大地人民当中,如同古德所标示的:“将大地变黄金,搅长河为酥酪。”
      再看:“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在这些谠论之中,没有些许矫情,没有丝毫造作,几乎都是一针见血地把一个共产党人,也就是一个“士大夫”所应具有的品格和操守显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剖析于实事求是当中。更有豪情壮志的语言,与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互相唱和,请看:“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这是何等庄严,何等神圣,何等激扬的一篇宣言。正是一个士大夫的应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毛泽东,当今中国第一人,他把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中国优良典型士大夫的风范,推向了中国现代化的舞台。改革要成功,民族要振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顾亭林到毛泽东,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曾几何时,从1979年以来,中国人民凭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短短的二十年当中,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在文化科学领域,都产生了种种突破,创造了辉煌成绩。实事求是地说,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今天的成就和发展,不算是真正的奇迹,而中国在今天的成就和发展,才是真正的奇迹,尤其是在经过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之后。
       然而伴随着这些年来的成就和发展,此时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仍然是一组古老的问题,一组时新的弊病。这些此起彼落的问题也好,七上八下的弊病也好,带给中华民族的,带给十多亿人民的,将会是一场瘟疫,一场已然蔓延开的瘟疫。诸如日前“焦点访谈”所播放的东北某地厂长等领导私吞了发给下岗工人的救济金;河北的扶贫办挪用了扶贫资金去盖楼堂馆舍。这些都只是水下冰山所浮出的一角而已,还有成千上万的蛀虫早在、正在腐蚀着中国人民的心灵和腐败着政府体制的尊严。
       难道我们就真的找不到良方和验方了吗?
       非也!古有明言:“知耻近乎勇。”既能骑虎,也当能下虎,正所谓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要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首先找到使“士大夫”堕落到无耻地步的根源。能使人堕落,使人无耻的根源,不外乎财、色、名、食、睡,一言以蔽之:“食色,性也。”
       一个今天的中国“士大夫”,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每天早上在洗脸入厕之余,都能自觉反思:少贪少欲,多给自己做件好事、做次好人的机会,多加一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再去开展一天的生活,也正如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所说:“……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
       如果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每天都能有那么几分钟,如此地“关心”,如此地“注意”,如此地想到“把问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如此地反思的话,百日之功,当会达到宣讲“三讲”之效。
       这就是良方,这就是验方,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灵丹妙方吗?
       请看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再请看,诸如徐虎、李素丽等更多的好人好事,还有那些成千上万抗洪抢险、付出生命、付出血汗的英雄们,他们的真心奉献,难道不是受到良知的感召吗?难道不是默契着良知的感召吗?难道还有什么比这种良知的感召最为真实、最为伟大?
       当人们具足了这种良知的感召,当人们行愿于这种良知的感召时,无耻当能觉悟,堕落得以升华。
       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觉悟和升华必当带动着一大片人的觉悟和升华。让我们牢记着“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这句至理名言。
       因而,现在应该是让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什么是“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真实含义的时候了。
       应该是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与他们呼吸相通,利益相共的时候了。
       应该是让全中国人民认识到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了,资本主义是把资本异化成上帝,进而百姓万民要向资本拥有者顶礼膜拜,人性不再,唯有资本万岁。
       社会主义是把资本利润回馈到社会,进而谋求万民的福利,人生盎然,社会和经济效益并重。
        应该是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更高的任务的时候了。
        应该是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全民素质和综合国力的时候了。
       毛泽东思想——集内圣外王之学的大成
        1935年10月,红军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对艰难险阻、生命死亡的赞礼之后,到达了陕北。
站在岷山之上的毛泽东无尽地感慨,盖世豪情,汹涌澎湃,终于写成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同另外一首《沁园春·雪》一样,都叙怀、倾泻了毛泽东内心世界的块垒。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志,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胸襟,在在处处体现出毛泽东一生的心愿和追求的理想。
       从他老人家的一生功过(虽然他早已点出: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和所完成的主要事业来看,我们不难找出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最精华的内蕴:“老三篇”的精神。
       当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精神所在,对于他老人家一生奋斗(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目标和经历,乃至对于他老人家的人和思想,也就不容易产生过分的歪曲和误解。
       纵观毛泽东一生之中,智慧地总结了许多古人未曾总结的事物,完成了许多古人未曾完成的事业。这种智慧决非是来自天才,决非是来自生而知之、生而通之者。恰恰是通过他老人家一生之中的实践和实证所完成的。
       所谓天才只不过是九十九分的努力加上一分的灵光。没有九十九分的努力,徒有一分灵光,那只是幻想求真;缺少一分的灵光,仅靠九十九分的努力,也只是碌碌群生。
       毛泽东的一生成就是激情与智慧的结合。由他的秘书林克回忆的一段有关他对禅宗关注的情节,可资说明:
        “我感觉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六祖惠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我对惠能及禅宗的微薄知识,都是得自毛泽东的‘灌输’。他说惠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
       惠能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的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谈吐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很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无涉。”
      “解放”初期,毛泽东把人民军队称之为“人民解放军”,把人民战争称之为“解放战争”,最能说明他的激情和智慧。
       把原本来自佛学中含有“解脱自在”原义的“解放”两个字,用之于人民战争和国家军队的命名,简直是创世杰作,更是绝妙的构思;没有伟大深远的激情和智慧,绝不可能创造出这么伟大深远的名称。
       同时,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更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千古禅师,对中国人民英雄们发出的最高、最美的赞颂。
       毛泽东的激情和智慧,并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是从幼小到成年之时终生致学的凝聚所成。正如他在1917年为同学萧子升的读书笔记本题词写道:
       “夫今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
       毛泽东自幼博资群书,熔经铸史,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博古通今,致经国济世之学。
       他的读书范围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且均具敏锐的洞察力。作为伟人,他在书海中畅游,汲取前人智慧,形成自己的见识和思想,凸显出人格和精神力量。
       作为读书人,他又确有读书人的本色和癖好,表现出与一般政治家的不同。“在书海知识中寻求纯个人化的爱好,可以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其中的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也。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誉的学人。”陈晋《毛泽东之魂》毛泽东对待历史的鉴古通今精神,更为深刻而又辩证地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观点与方法上。在《毛泽东选集》中多次谈到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最为扼要、醒目并为人们熟知的是下面两段话: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对于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美国有名的毛泽东研究学者魏斐德在其《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对于毛泽东作了以下的评价:
        他那理想化的经历所投射出的形象更惹人注目:作为一位有预见的革命家,他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能导致革命事业的胜利,这使他在与力量相差悬殊的对手的竞争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毛泽东因为他坚定的自我信念及其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深刻理解而得到了赞扬。
       使毛泽东成为这样一个坚定、诚笃的特殊人物的一个原因是他早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影响。
       毛泽东从来不孤立地坚持国际共产主义教条的东西,他的确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早地意识到革命必须致力于发动农民。
       于是,中国革命历史就变成了毛泽东与各种倾向作斗争的历史——这些倾向来自党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能体现——拥有——革命。革命的命运是他的安危,革命的成功是他的自我理想的实现。毛泽东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就在于他能明鉴于中国历史本身所赋予的形象和历程,他并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失败次数而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失去信心而感到担忧,以及为革命胜利后的衰退而感到烦恼。
        相反,他相信除非历史许可,除非革命本身使然,否则,他就不可能使自己的革命事业得以流芳百世。
        毛泽东在内战快结束时,担心革命事业会遭到失败。1949年胜利前夕,他已经觉察到了这种可能性:权力正在腐蚀他的同事们的革命纯洁性。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胜利把一代革命者带离中国农村而进入到资产阶级的大城市。战士变成了官僚,干部脱离了群众。“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也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朝鲜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员运动在群众和党内产生巨大的热情,暂时地减轻了毛泽东对革命会出现衰退的担忧。
       但是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及其同事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毛泽东一再强调难以取得彻底胜利及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后来,毛主义者之间也发生了争执,主席用这些批评来反对副主席刘少奇,因为刘少奇自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提出了没有必要再以搞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理论。
       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主要原因是发生在东欧的骚动。如果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如此容易受到威胁而发生动摇,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又会如何呢?
       毛泽东所特有的中国历史王朝兴衰的观念,更加剧了他对这种危险的敏感性。
       为了确保党内避免出现修正主义,1962年1月,毛泽东告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党必须更加全心全意地走群众路线,必须通过鼓励和听取批评来发展民主。总而言之,让别人说话,并不会使天塌下来,也不会亡国。如果我们不允许别人讲话,总有一天,我们自己必然会失败。
       到1963年4月,毛泽东终于觉察到,如果忘记正在继续的阶级斗争,一次反革命复辟就会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政党。实际上,共产党本身就可能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曾多次决定,共产党员需要再教育。他要求助于社会,希望发动舆论来支持他,而不是发动一场斯大林式的政治清洗运动。这种发动舆论的愿望是由三个影响所造成:
       传统的中国学问,强调从道德上影响人民的必要性,以便“革新”他们;
        所受到的马列主义教育,使他对意识观念异常敏感;
在内战年月里的经历教给他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性。
       后一个影响无疑是最有决定性的。但是,第一个影响——他的传统学问——却体现了毛泽东首先拯救信念的传统来源,以及他在共和国施行公共道德灌输提供了制度上的先例。
       早期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民学会”——来自《大学》的理念,正好说明这种影响。
       1964年4月,《毛主席语录》首次出版。与其称作语录,不如把它译成箴言更为合适,因为“语录”这个词首先是唐朝的禅宗,用本土的语言记录师父讲道时为便于向百姓传教采用的一种语体。
       正如毛泽东的“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的寓言所说的那种人类和外界自然相互依存的条件,竞争者和被竞争者也是互相依存的,显示其意义。事实上,通过这一系列斗争,人类才完全认识了自己。因为,人——即使一个共同的团体——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
       革命的确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样的革命从一种结果转变成一种力量,从革命的目的转变成为“历史的火车头”。这个火车头仍然需要一位司机;革命的马达,一旦发动起来就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毛开始有一种极重的紧迫感:一旦被唤醒,群众就能够做任何事情,一旦热情消退,他们会变得于事漠不关心。
       毛正是抓住了这个主要问题的核心,他才能把自己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操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一穷二白”,正如“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正好写上最美的文字,好画上最美的图画。”
       毛泽东一生的理想是一直在探求历史变迁的蓝图,把这种崇高的理想蓝图尽早、尽快地付诸实施。但是,这并没有使得毛成为自己庄子式寓言的俘虏。在他伟大的头脑中,从睿智变为想象,又从想象回归到睿智。而在其背后,的确存在意向的一致,理解的完整,中国思想史给了它更好的诠释。
       以上引录魏斐德对于毛泽东评价的一些观念,更好地说明毛泽东的激情和智慧所致所引发的那些历史事件,正像是一个打着油伞走在苍茫古道中的大禅师,向群峦峰下无尽的众生,展示着他至情的棒喝和深远的机锋,昭示他们呼唤不回头,牢笼不肯住,通向万里无寸草处行,变大地为黄金,转长河为酥酪,为千秋万代造福人类而尽心。至于其中功过,正如文前所引《昆仑》一词早已概括。
      为了补充说明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过程中的吸取和超越,先为引录由海南出版社发行的《毛泽东的智源》一书中的“篇目”,以示毛泽东的激情智慧之所来有自:
从姜子牙的“三件法宝”到一分为二地评价商纣王。
从孔子的“每事问”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从孟子的“仁政”到“民本主义”的升华。
从老子的“祸福相倚”说到辩证法的发展。
从庄子的《逍遥游》到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
从《曹刿论战》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孙子兵法》到革命战争正确的战略、高超的战术。
从商鞅的《徙木立信》到有令必行、取信于民。
从《东周列国志》到警惕颠覆活动。
从“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竭泽而渔”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从《触砻说赵太后》到防止蜕化变质。
从李斯的《谏逐客书》到精兵简政。
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到“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从“《诗经》大部分是老百姓的歌”到“你们星期六有没有约会”。
从楚辞的浪漫主义到“我失骄 杨君失柳”。
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自律。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镇压反革命。
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我们“占山为王”。
从“苟富贵,毋相忘”到不要忘了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
从刘邦的“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到“不可沽名学霸王”。
从“汉武帝雄才大略”到应开拓进取,有所成就。
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到领导干部的处理和教育。
从贾谊的《治安策》到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
从马援的“马革裹尸还”到“青山处处埋忠骨”。
从“严光不仕光武帝”到“观鱼胜过富春江”。
从“东汉班超的事业”到“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之内”。
从梁鸿的“不因人热”到自力更生,难苦创业。
从王莽的“均田制”到注重农民问题。
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国共合作”与农业合作化。
从“魏帝营八极”到替曹操翻案。
从刘备的“如鱼得水”到干部与群众关系。
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我们要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从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到共青团的干部要用青年人。
从关云长到彭老总。
从孙权劝吕蒙读书到“当今惜无孙仲谋”。
从张鲁的“五斗米道”到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
从“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到“片面性不对”。
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到“吾会从而师之”。
从“柳宗元也是唯物论者”到赞赏《封建论》,开展《评法批儒》。
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到“渺视黄河就是渺视我们这个民族”。
从杜甫的“群山万壑赴荆门”到“生长林彪尚有村”。
从白居易的“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到认识人有一定过程。
从“林言杀巢”到长征中处变不惊,转危为安。
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从“司马光——于十九年编成《资治通鉴》”到“做学问就要有这种精神”。
从岳飞、文天祥的“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到指挥战争的灵活性。
从陆游的“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到“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从梁山泊好汉劫富济贫到刮“共产风”是错误的。
从朱元璋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从《西游记》永久的魅力到“今日欢呼孙大圣”。
从李自成起义到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
从“康熙皇帝发明了统一战线”到“满族是一个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民族”。
从《红楼梦》写四大家族激烈斗争到“我认为现在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
从曾国藩的《爱民歌》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也正如此书《前言》所说:
         “五千年文明古华夏,史籍之多,浩如烟海。‘一篇读罢头飞雪’,虽皓首也难以穷经。韶山冲的晨曦,延水河的烛光,中南海的明灯。一册又一册古籍,一个又一个长夜。”
        毛泽东把生命当作“海棉”,一点一滴挤出时间,像一个与时间竞逐的老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了精铸真理和智慧,永远不想合上那渴望追求的双眼。
       当年唐太宗念及魏征在世时的谏诤,对左右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善于以古为镜、以人为镜,总结历史人生的经验,当不让于唐太宗。
       从《毛泽东瞩目的人物》一书中,更可能触及到他智慧的脉搏:
毛泽东少年时学习孔子,成年时运用孔子,晚年时批判孔子。他的一生与孔子结下不解之缘。
      老子思想,博大精深,颇含哲理辩证,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等,常为毛泽东所引用。
        毛泽东非常赞扬墨子身上的辩证法的思想色彩,肯定墨子是值得批判地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
       毛泽东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等思想,在中国教育史有其人民性的一面,应该提到他。
       庄子的智慧和浪漫,非常吻合毛泽东的气质和本性,因此毛泽东对于庄子和后来的禅宗情有独钟。
       李斯和韩非,早年均师从儒家大师荀子。毛泽东受到荀子等人的影响很深。
       屈原是先秦时期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创造了“楚辞”新诗体,其代表作《离骚》等最为毛泽东所喜爱。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他所完成的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深爱《史记》,经常引用其中文句。
       贾谊少年英才,不得遂志,其有名之《过秦论》、《治安策》等常被毛泽东称赞,且常为引用。
毛泽东对于曹操赞扬称颂,并深爱其诗,他说: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王弼是魏晋之世的三玄大师,毛泽东称赞他是少年英发,叹息他的早亡(死时才二十四岁)。
       刘禹锡为中唐诗人,毛泽东尤其喜爱他的《西塞山怀古》。他说:唐人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杜甫为盛唐时诗人,其代表作有《北征》、《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梁启超称之为“诗圣”。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毛泽东对杜甫另有一番评价。
       他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
       毛泽东对白居易诗的风格不甚喜欢,但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琵琶行》他都诵读再三,赞叹不已。他说: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同时还对白居易的《放言诗五首并序》也很推崇,其中的第三首(“赠君一法决狐疑”)用红笔划满了着重线。此外白的名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忆江南》等名作,毛泽东也很欣赏。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领袖。毛泽东在年轻时常背诵韩愈的诗文。他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八月十王日夜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知为诗之不易。
       毛泽东十分喜欢李白,称“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毛泽东读李白诗最多,书写的最多,赞扬得也最多。李白在诗歌中常常用非常夸张的浪漫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抱负,正合毛泽东品味,大加赏识。
       李贺有“鬼才诗人”之称。毛泽东称:“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他的《南园十五首》和《马诗二十三首》,毛泽东圈点得最多。
       李商隐的诗采杜甫、李白之长,意境深远,色彩浓丽,抒情婉转。毛泽东尤喜读其“无题诗”,回信给刘大杰说:李义山无题诗现在不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毛泽东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和《永州八记》都较为毛泽东欣赏。
毛泽东称“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又说:“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我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的印度佛教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十分惋惜陆游的爱情悲剧,更加喜爱他的《示儿》诗作和“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事”的爱国主义精神。
       《钗头凤·红酥手》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事”。他的表妹唐琬,也是一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记》里有记载……
       元代才子,回族诗家——萨都剌。毛泽东称其词写得不错,大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他写了有关徐州的典故,思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刻。
       施耐庵根据《宣和遗事》有关话本和民间故事,创作了《水浒传》。毛泽东一生喜爱读《水浒》,并经常引用其中的故事和人物,指导革命斗争。他明确表示反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观点。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中国章回小说之先河。毛泽东认为: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中的第一首有“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最为毛泽东欣赏,他读后,在这天又手书全诗,在右起写上“高启”两个大字,又书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博览精研中国古典诗词,也怀着极大的兴致阅读和研究古代诗话。
       据不完全统计,他翻阅过的“诗话”有50多种,“词话”有20多种。在诗话中,有关诗的议论和创作体会,毛泽东圈划得较多。
       即如《历代诗话》中《焚书》一文,说的是章碣《焚书坑》这首诗。诗话的作者对“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的“焚书坑”作了考证,指出是在骊山下。接着作者列举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对议论不合者耳。”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点。
       毛泽东主张在读古典诗词名作时,“要受点影响才好,要先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样可以从中感悟到开朗、坚强、宏阔、豪迈的气质和精神,收到怡情养性、增强信心的效果。
       毛泽东浓圈密点罗隐诗,如《筹笔驿》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两句最为欣赏。
       重视柳永词,熟读陆游诗,辛弃疾词圈划得最多。
      《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发生矛盾。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看五遍后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屡次引用龚自珍的诗,还关注袭自珍的诗文风格。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都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得龚自珍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讲话集,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毛泽东称: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他活了六十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著称。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
       以上引证了这么多的举例,主要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是汇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从中提取并融会贯通。因此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儿子一点也不为过。
       正如文前所说,毛泽东所继承的,不仅有中国古代文化精英的思想,还有近代以来西方的先进文化。正是这两方面的承前,才造就了现时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并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时代。
       经过那么多的事例,可以说明,毛泽东始终把学习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而他之所以能够承继中国古代文化的深蕴,理解其精神,一在广读博览,二在精思联想。在读古书时,注重古今贯通,以古证今,以今论古。他又坚持“厚今薄古”,认为学习古文化,要在“古为今用”,绝不是眼睛向后看,以古非今。继承与批判,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正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批判与继承,使毛泽东得以深入地掌握中国国情。他对中国文化的掌握,不仅在于读书,而在于读了几乎所有中国的书:经、史、子、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还注意“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住进中南海以后,他的行动没有以前自由,于是就拜托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其外出、探家的机会,代他搞调查研究。正是这种读无字书和有字书的结合,他本人的思想,首先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精华。
       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就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 65 48172 65 31672 0 0 1956 0 0:00:24 0:00:16 0:00:08 3173 65 48172 65 31672 0 0 1874 0 0:00:25 0:00:16 0:00:09 3935 65 48172 65 31672 0 0 1765 0 0:00:27 0:00:17 0:00:10 3898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他的学习不是依照苏联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而是使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来吸收、改造、运用;由此,他也就创造性地将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有机地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成为他的创造思维的集中体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总原则。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毛泽东开创了这一过程,但他并没有终结这一过程。当今天的我们继承这一过程时,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也就得以进一步的证明。
       他努力所做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下,批判中国的官文化,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要继续完成这一现代化的过程,必须充分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主导性思想。
       对思想定价值的评判,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其思想对社会发展和人性升华的促进程度。而有资格作出这种评判的,也只有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以上录自刘永佶《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
      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
       他以一个农民的儿子,经历艰苦的奋斗,成为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最高而且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者;他引导中国人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沉重的革命;他使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也知道了什么是现代,什么是现代的中国人;他曾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神,他也被一些人描绘成可畏可恶的魔;他以民主自由来发动群众革命,但又被某些人说成是“专制主义者”;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个体的生命,他的思想却已注入了中国和人类思想的总体;他是一个阶段的历史,也是一种文化,永远地存在于中国和世界。
       毛泽东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截然相反的评论,直到他去世。直到现在,这些评论仍然是那样盛况不减。历史造就了毛泽东,历史也在验证毛泽东。对他及以他命名的文化做出结论,似乎还有待历史进一步的验证,但有一点都是可以定论的:正是辩证法使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而他所体现的辩证精神促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革命。录自刘永佶《辩证历史》
       毛泽东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是一位真正的历史英雄,是一位平民出身,创造了政治奇迹的革命英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他,才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战略地位。
       沿着毛泽东晚年走过的路程,我们会发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毛泽东常常跨越时代去解决一些在当时尚不成熟的问题,甚至不惜发动反右、大跃进和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录自陈明显《晚年毛泽东》当我们惊叹于毛泽东那伟大、深邃而又超越历史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时,更可以体会到他的无所不在的奋斗精神,和无所不为的创新意志。
       仅以陈丕显《晚年毛泽东》后记的一段引文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的晚年,是一位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的晚年。他的晚年是伟大的、光彩夺目的,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晚年。他的晚年的功绩仍然是巨大的、主要的、举世瞩目的。他的晚年不仅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中国的繁荣与昌盛紧密相联,而且为此奋斗不息。他无愧于民族和国家。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与他作出的贡献相比,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个伟大的晚年,璀璨的晚年。不能以“犯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划分毛泽东晚年到来的标准。毛泽东晚年的到来首先应从人生的自然规律上看,其次才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的关联。从这两方面考察,最明显的是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确实进入晚年时期了。从1953年他六十大寿时到林彪事件以前为老年时期。林彪事件对他的震撼与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从此以后,可以说疾病不断地降临于他,使他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不息地工作或著书立说;也不能像中年时期那样,雄心勃勃,神采奕奕,快步如飞。他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和时代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但正步入了人生道路的最后一个旅程。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在1949年就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所以,他的名字象征着一个时代,这就是独立解放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他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民族的智慧,是时代的产物,是最宝贵的财富。他有着伟大的气魄,坚强的毅力,超人的思维和记忆。他始终顽强拼搏、不畏强暴、战斗不息,他的性格为世人所不及。可是,他毕竟是人,他不可能不犯错误。当他进入老年时期以后,他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使中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搞了一个“大跃进”运动;他要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阶级斗争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所以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主观上想办好事,但客观上成了错事。他虽然时时处处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考虑,但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他手中缺少真实可靠的材料,因而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他也常常思索,或与别人谈论人生能活多少年呢。他开始被疾病缠绕,使他有不少事想做而没有做到,想做好而没有做好。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和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说,毛泽东到了老年和晚年以后,并没有从党中央的最高权位上退下来。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仍然要由他来拍板敲定。再加上种种制度的规定和约束,使他离群众越来越远,甚至很少听到百姓的呼声。因此,他的老年和晚年具有神秘的色彩。他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是绝密的,即使在他身边的人也只知其一二。所以,他的老年和晚年又不同于平民百姓,而是一位伟大人物的老年和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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